精力有限，只能往短了写，最近看到秦晖老师写了在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旅行的日记，撇开秦老师对中国历史情绪和其个人情怀的梳理不好评价，可是他认为斯瓦希里语是洋泾浜阿拉伯语的说法非常不严谨，不但不符合事实，也会伤害很多人情感，只能反驳一下。
因为“洋泾浜”并非大众词汇，先从这里开始说。中文里的“洋泾浜”有两个意思，狭义上指上海开埠后在地的中外商人由于交流不便、双方又无法短时间内习得对方的语言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混合形态，时间限定为19世纪左右，地点以上海英、法租界的界河、黄浦江的支河“洋泾浜”为中心；广义上的“洋泾浜”是语言学概念广义Pidgin1的中译，指的是这一类临时的、混杂两门或以上语言元素、没有自身母语人群的一种交际代码。除了狭义和广义的“洋泾浜”，在大众少数的使用里，还可能富含从褒义的“洋气”到贬义的“崇洋媚外”等各种光谱。
接着是“洋泾浜阿拉伯语”这个表达，因为“洋泾浜”这个词的诞生地是上海，常见的组合是“洋泾浜英语”，这是很明显的中国语境的用法，因为如果不加上“英语”这个词，都不知道“洋泾浜”的上海可能会混杂什么语言。但是“洋泾浜英语”真的是一种英语吗？完全不是。前文提到的广义“洋泾浜”（也就是广义Pidgin）在混杂不同的语言时，各语言对这种临时交际代码的建构参与度是不一样的，狭义的这种“洋泾浜”主要是沪语/宁波话为主体提供语法和大部分词汇，加入英语的外来词汇（主要是商业领域/外来消费品）。
现在可以进入秦晖老师的语境了。他说：
“(1)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印度对东非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2)伊斯兰教的传入，尤其是在桑给巴尔、蒙巴萨等东非沿海地区的优势就不说了，(3)就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民间通用语言斯瓦西里语，也是一种阿拉伯味很重的混合语言，甚至可以说是非洲式的‘洋泾浜阿拉伯语’”。
秦晖老师的这套说辞里，有两个非常错误的由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揣测，第一个是(1)(2)对阿拉伯/伊斯兰的描述在暗示这必定已经长期提升了阿拉伯语一种近似霸权式传播，以此作为和后面通用语言斯瓦希里语的对应，甚至想暗示东非沿海地区并不和肯坦民间一样使用斯瓦希里语。可是在我们已知的东非海岸历史里（并太不容易在叙述中加入索马里海岸地区），阿拉伯语从来没有成为过当地的流通语，斯瓦希里语的历史却伴随始终，虽然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斯瓦希里语的诞生时间————从“公元十世纪”、“大约公元800年左右”、“早于1700年前”各种说法都有。阿拉伯语连竞争都谈不上更逞论取代，反而是进入近代史前后时一些斯瓦希里的学者使用阿拉伯文字作为武器，来创作斯瓦希里语诗歌塑造斯瓦希里民族主义（注：斯语诗歌的传统实际上更长久，这里说的是这种口头传统的开始部分书面定型的情况）。
第二个错误的揣测则更为可怕，对于桑给巴尔、蒙巴萨描述语用已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秦晖老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旧试图将肯尼亚、坦桑尼亚与东非沿海地区在语用上割裂开来。首先斯瓦希里语标准语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才建立的，已知的方言体——我们暂时称为“海滨地区的历史方言体”吧——就很多。具体数字见脚标。2而非洲东部、中部国家独立后，越来越多的斯语变体陆续获得了类似方言的地位，也有以国界划分的趋势，坦桑尼亚标准斯语，肯尼亚斯语，刚果金斯语（本身也是复数的概念）。所有这些方言里，地理上靠近中东地区的变体有阿拉伯语的语音语调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大众传播中使用的斯语变体其“阿拉伯味”已经非常少了。比如，肯尼亚大众新闻放弃了相对“阿拉伯语味较重”的拉木岛/蒙巴萨方言（的音调）作为播报语言也已经好些年了。
讲到这里，大概也清楚了，“洋泾浜阿拉伯语”这种说法不但语言学概念上靠不住，语用事实也成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文的“洋泾浜英语”里，我们至少还知道这个说法已经是历史版本了，并且中文是其中很重要的元素。秦晖老师半开玩笑地使用“洋泾浜阿拉伯语”甚至没有提到当地可能被作为混合的语言是什么，这就是抢劫和鸠占鹊巢了（况且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历史上混杂现象发生的具体情境）。用稍微粗鲁一点的话来说，秦晖老师用很婉转的说法表达了大概是，这门语言是不是有1000多年不间断的发展历史我确实是不知道，我自己也不会说，但是我听着它就觉得它像一门杂种，虽然它混着的那门语言我也不会讲也不熟。这种自说自话、在实际上并不熟领域装作很有学术积累的态度很可怕，我想很多在为非洲文化研究付出心力的学者不会高兴。
北外已经退休的斯语教师冯玉培老师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
“斯瓦希里语一词源于阿拉伯语，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斯瓦希里语是“混合语言”、是‘洋泾浜阿拉伯语’！早在阿拉伯人进入东非之前，当地土著就有了自己的语言，即‘班图语’。肯尼亚语言学家伊莱·姆巴布研究认为：斯瓦希里语属于班图语系。并阐述了三点理由：1、65%的斯瓦希里语词根属于班图语；2、在斯瓦希里语中，有许多发鼻辅音的单词，而此乃班图语的重要构词特点；3、斯瓦希里语与其他班图语一样词汇均以元音结尾。坦桑已故总理卡瓦瓦在坦桑首届斯语诗歌协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到斯语的起源时，他坚决反对斯瓦希里语源于阿拉伯语这一说法，强调斯语是班图人自己创造的语言，其中的部分阿拉伯语词汇只不过是借用物而已。秦先生的这一提法恐有待商榷。”
冯老师的引用里虽然可能将“班图语”理解为一个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语言，也引用了政治人物对于斯瓦希里语定义上的推广的方向，这和坦桑尼亚建国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斯瓦希里人化政策有关，但是基本所引用的语料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即：相比较与阿拉伯语的关系来说，斯瓦希里语和东非其他的当地语言（主要是班图语）的关系更为接近，至少从语法、特色发音和整体词汇角度来说确是如此。作为也会学习一些斯语以外东非班图语言的个人，我时不时会发现彩蛋，之前自己都不会想到，原来斯瓦希里语的“重要的人/长官”mkuu/wakuu，和基库尤语的mũkũrũ/akũrũ（“长者/老人”），甚至尼亚姆维奇语后来成为斯语词汇的ikulu“官邸/总统府”会是同源词。加一句，对斯语稍微有过一些研究的老师都不会使用“西”来拼写“斯瓦希里语”。
可是，为什么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或是想追认斯瓦希里语是一门洋泾浜阿拉伯语或者甚至是一门阿拉伯语方言呢？原因有很多，从当地的现实来说，斯瓦希里文化本身是有流动性的，甚至很多国际学者争论大几十年斯瓦希里人到底是什么。而伊斯兰文化（注意并不等同于阿拉伯文化）确实很长时间都是这个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长期来看这个现实是不会改变的，并且斯瓦希里文化附着的伊斯兰文化在坦肯两地，对于其他斯瓦希里部落以外的其他部落来说，也有自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比邻共生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感的，上个月坦桑总统作为嘉宾被邀请到一年一度的古兰经背诵比赛，就在当地引发讨论是否他应该被邀请。而几乎同时，肯尼亚内政部长代表总统本人访问蒙巴萨的穆斯林社区庆祝斋月结束，就几乎只有积极的反馈。
历史造就这种状况，在坦肯两国分别独立后，在独立早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斯瓦希里概念的文化政策。在坦桑尼亚更趋向于消解这个文化概念，让它进入自己民族国家的大叙事里。结果是，海岸地区的斯瓦希里人/当地学者一方面要跟随这个趋势，参与到消解的过程中，一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特权可以对斯瓦希里文化进行定义。另一方在肯尼亚，斯瓦希里被认为是一种外来文化，政府长期对蒙巴萨/拉木当地的文化生产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促进分裂主义，而事实上他们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被内罗毕（肯尼亚首都）长期孤立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将斯瓦希里文化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宗教想象成有更深厚的渊源，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可选选项而不是必选选项。
在我有些时候会参加的国际斯瓦希里文化研讨会上，只见过一次讨论是否斯瓦希里应该被认为是洋泾浜阿拉伯语。演讲人的说法是大部分斯语词汇都是阿拉伯语的词源（实际上文化词汇上确实如此，甚至“文明”这个词都被称为ustaarabu。）。当时，肯尼亚的诗人阿布迪拉提夫·阿布达拉（Abdilatif Abdalla）起身问了发言人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斯瓦希里人吗？”对方说：“那当然了，您是长者，您是斯瓦希里大诗人。”阿布迪拉提夫继续说：“那我现在临时给你创作一首诗，不用任何阿拉伯语的词汇。”即兴唱完这首诗后，演讲人红着脸走下了台。
这是三年前的事，我忘记把那首诗记下来了，这篇文章是很仓促的回复。希望秦晖老师能给中国学者一些时间，不要再占用应该别人说话的领域了。
（文章作者系内罗毕大学斯瓦希里语系访问学者，德国汉堡大学班图语言学博士候选，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 狭义的Pidgin也可以指一些有自己母语人群的语言，比如所谓的Nigerian Pidgin English [↩]
- 总体来说，大概18个到21个左右，而一些历史重镇的方言体数量甚至存在争论，蒙巴萨的斯语方言数量至少大于2，桑岛的斯语方言数量至少大于4。这种不确定性是由研究人员的精力和流动性上限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