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关于非洲手机文化的文选，本书主要的研究重点是高科技的通讯手段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多少的机会或者“危机”，而在非洲的居民们又是如何看待手机这种新型产物。

作者观点一：无线通讯是喀土穆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手机买卖是可以盈利的。在宗教节日期间，一部分手机的价格会提高，而在节日过后，价格又可能会“没有预见性地”降低。无线通讯本身已经形成了新的经济体，比如手机充值，手机费的划账，手机修理，公用手机的租用等等。无论是直接产生新的就业岗位，还是加速商品交换和提高商业活动的速度（商人之间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进行交流），手机作为一个远程通讯工具都作出积极贡献。享受到这些益处时男女是平等的，通过手机的引入，原本来自传统观念的限制也一点一点被减少（比如女性在夜间无法出入于公共场合），并且之前的地域经济联系也得到增强，不止是苏丹国家内部的北部还是南部，还是苏丹和国外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作者观点二： 手机对于不同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是有显著不同的。这些不同着重显示出经济的考虑和文化的差异。

首先对于【“移民”人群】来说（包括在城市里工作而家人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包括亲属在国外而本人在苏丹的），手机是保证他们可以和亲属之间保持联系的唯一纽带，但是另一方面，是否拥有一部手机又受到本人或家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并且由于这样的联系并不是面对面的，也有可能产生在电话中作出欺骗的可能性；第二，在年轻人中间，手机被作为一个【社会化的工具】，手机创造了一个在同龄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也使得异性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第三，由于交流变得简单，手机使得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发展有利于一些流行的网络，而不利于其他的网络，比如当家庭里的孩子得到手机之后，他们就有了可以避开家人的控制进行秘密通讯的可能性；第四，一方面家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提供手机，而手机的作用却有可能使得他们成为犯罪的牺牲品，比如他们会被电话欺诈或者勾引出来，或者手机本身就和首饰一样成为犯罪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手机的引入，也可能使得有组织的犯罪率提升。总得来看，应该按照具体情况来研究手机对于社会网络的影响。

作者观点三： 由于喀土穆手机较长的发展历史，手机已经从一个社会地位的标志性物品转变成普通的消费品，显示出手机和喀土穆本地文化的融合。

手机刚引入喀土穆时，使用手机的人都是商人，二手机是绝对的小众产品，拥有手机本身就显示了财富和地位。接着手机的用户群不断扩大，渐渐的扩展到“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在喀土穆，人们会根据在某一个手机模型进入市场时流行的歌曲的名字为手机的型号命名，从这一点上可以观察到手机文化的形成。手机文化的另一方面在于，为了简化交流，喀土穆人也使用赐予的简写或者双关语来进行交流。和在苏丹着手手机研究的另外两个城市【朱巴】和【卡立马】进行比较，另外两个城市手机只作为身份鉴别的工具，这和喀土穆的现状有明显区别。

作者观点四：喀土穆的移动通讯不应该作为一个殖民化的工具去理解，而是应该作为【本地化进程】的器具去理解。

在本地人的理解中，手机从来没有被当做一个由外而内安置的为殖民化服务的器具去理解，没有任何霸权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当地人对于手机的讨论往往都引向人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正确地在使用手机，或者讨论如何才能更好的使用手机。现实中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比如手机用户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减少手机的经济支出，而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最大化利用价值，比如很多用户不止拥有一张sim卡，可以得到最优惠的通讯费率，或者用于将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这个本地化的过程显示了【人群】【科技】和【科技创造出的新媒体】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而本地人群对于科技的【创造性使用】很显然也参与创造了这个复杂的社会建筑。